整理: 湯映彤
S：(Selina) W：(魂遊) 黎：(黎健強)(主持) Y：(楊楊) 曾：(曾德平)
1：(觀眾1) 晶：(文晶瑩) 余：(余美明) J：(Jeff) Jasper：(劉建華)
劉：(劉掬色) 梁：(梁志和) Sara：(黃志恆) 又：(又一山人) 寶：(梁寶山)
(前略)
S：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計劃，去創造一個平台(…)，從中讓藝術家可以回顧自己過去十年的創作經驗。而除了回顧之外，我們亦希望在過程當中可以引發一些批判的論述。
W：(…)九七是一個很重要的時刻，我想沒有太多人會反對。而九七的藝術至今，香港在文化上也一直轉變，而藝術上又有些什麼轉變？所以就想可否進行一個計劃去收集和整理相關的文獻，一開始就是這樣出發。(…)希望透過對話，看這所謂兩代的藝術家，(…)包括他們自己的創作方法、創作模式，和他們對於香港藝術、文化，在不同的時代有什麼分別。
黎：這次的展覽策展的模式和整個展覽的概念，簡單地說，展覽是根據魂遊所做的一些資料研究的統計，然後邀請了一批九七前後，最活躍，最多展覽活動的藝術家來參加今次的展覽，到最後有十二位接受了這個邀請。然後再由這十二位的藝術家，每人再邀請多一位(年輕)的藝術家參加(…)，作為一個對話的形式。
我自己對於這個形式，一是覺得有點量化，但似乎亦在所難免；(…)二是，十年後的藝術家，是否同樣應該做近這兩年，如05、06，藝術家參與展覽的統計，然後作出邀請？
(中略)
W：其實一開始想是從歷史出發去做，所以就想不如讓當年身處這個歷史洪流的九七藝術家，由他們去邀請一個他們想與之對話的藝術家，去做一個對話。這樣可以令到當年處身於歷史的旋渦中的人有機會，有一個距離去看當年自己所做的、或者這十年裡自己的轉變，這是一個出發點。(…)現在05、06我也做了一個很初步的統計，可以做一個大概的比較。
(中略)
Y：其實你們邀請的藝術家，跟他們再邀請的藝術家，你們怎樣看當中的關係？(…)是傳承？是一種回應？是爭吵？還是什麼？
W：我想是很複雜的，(…)可以看到很多，一來是藝術家自己選擇什麼人跟自己對話，會看到他們關注不同的東西。(…)做完這許多個的訪問，即時的感覺是(…)，之前九七的時候可能很熾熱，想做很多東西，但現在反而大家好像也比較平常心(…)
(中略)
黎：在七月一日前後，除了這裡有一個展覽之外，亦有另外一個展覽，就在隔鄰的藝術公社，都是回應(回歸這個政治狀態)。但我們可看到藝術公社(的展覽)，直接提到狹義的政治，相對是較多。而我們今天這個展覽，似乎不是太多作品是直接介入所謂政治的層面。(…)
曾：我始終是覺得政治在畫廊內說，只是浪費力氣。(後略)
在畫廊裡面，只適宜攪所謂藝術圈裡面的所謂政治，即外面世界的政治是兩回事。(…)那所以，如果真的要在畫廊裡說故事，我提議就真的說有關藝術圈的故事，整個權力關係的那些政治。所以有關蘇慶強和他的學生，(…)其實本來已經有一種政治的關係，我們可以討論深一點。
黎：為什麼屬於一個政治的關係？
曾：因為這是權力，例如我叫我的學生做事，他們十居共九其實都不願意，但又不便推辭，你會帶他出去做點事，有些曝光率，而且他又覺得學到些東西，這些對於我來說都是政治關係。
另外一個問題是，在外面的世界的政治，(…)其實不是一個藝術家單靠你的創意思維可以面對得來，這是我從參與天星得來的經驗。
1：(…)不應該這樣劃分，而這關乎什麼是政治，我覺得什麼也可以是政治。
(中略)
晶：(有報道)說我的作品比97年的時候少了點「火」(對於社會政治議題的熱切)，(…)現在的作品是(…)談談情，好像少了點「火」。但我覺得這是我自己藝術上的表達方法的一些轉變，可能變得不太直接，但我覺得其實內裡的東西也沒有變，仍是一些對生活的觀察，然後自己有一些看法，再表現出來。(…)
J：(前略)我們這一代是介乎於政治冷感，到去政治化之間(…)，但又不代表我們沒有任何回應，如可見年青一輩在天星事件的行動。(…)而我自己就不直接用一些政治的詞彙，而用了談戀愛，因為我覺得政治裡，兩個單位之間的拉力，跟談戀愛很相似，相生相剋，但又唇亡齒寒，然後跟晶瑩討論就決定選一些純粹相於戀愛的字句。因為我覺得這個展覽，(…)觀眾也一定會自動投放一些(政治的)聯想，所以我就想輕鬆一點(…)
另外一個是，我自己近年也傾向爭取每一個機會去做一些策動性的活動，我不知這是否「反策展」、或sub-curate，其實是想對策展這個議題有一個延伸、或者對話。我很策略性地邀請一個香港藝術家，但他已經在外國居留，因為我覺得我們每次談到香港回歸，這個「香港」就只是一個地域上的區分，但對於另一類的香港藝術家就永遠無法被包容在內。而我找來這個藝術家，他有一些作品我覺得有相關的地方。(…)
但香港跟外國不同的是，比較多是藝術家去做策展人。客觀的因素可能是因為沒有太多人會去專心做策展。(…)而由藝術家去策展有一個特色就是，藝術家通常會刻意去淡化策展這個框架(…)。但其實這裡的潛台詞是，大家不想去處理或者面對策展人和藝術家之間的權力關係，所以我就取一個介乎藝術家做創作和「二判」的策展之間。
曾：其實Jeff這種就正正是我剛才所說在藝術圈之內，對應內部的權力關係的一種做法。他對這些問題很敏感(…)。我自己的作品也有這個aspect，這十多個黑色的箱，內裡有很多其他藝術家的作品，但我的做法就不會刻意去問(…)只是繞一個彎去避開那種權力關係，去說自己的事。
(中略)
J：(…)當藝術家做策展人的時候，如在這些討論會上，那些藝術家兼策展人總會淡化自己的角色和理念，(…)到底這種開放的態度是否真正開放，或者有其他含義？我會質疑的是，如果你有一些想法要去策動一個展覽，為什麼要怕表明自己的態度？
(中略)
晶：我嘗試用一個較簡單的說法，把問題說清楚一點。Jeff作一個sub-curate邀請了Bovey，而他之前亦有問Selina和魂遊可否把Bovey的名字加入藝術家名單之內，但就被拒絕了。(…)這就可以見到當中的權力關係。
S：一開始的時候，我會覺得我(與藝術家的關係)是合作者，一同去achieve某些事情(…)我收到Jeff的電郵的時候很怒，我想我有一定的底線(…)，其實我在是次展覽中，策展人和策展人之間的權力難處理，多於和藝術家之間。
W：(…)這個展覽是希望透過一個複雜的機制(…)去選擇藝術家，嘗試避免只是由我們兩個人的想像出發(所謂的活躍度)，然後找一些相熟的藝術家，這是我們關於策展的想法。Jeff剛才的例子，(…)我們曾經以策展人的身份拒絕了一些藝術家朋友，如果之後又可以隨意增加，似乎不太公平(…)
Jasper：我覺得我們現在可以討論策展裡的政治已經是一種進步，對比我所聽聞十年前何慶基時代的策展，現在是一種進步。
(中略)
黎：Bovey的作品其實也很配合這個展覽，反而林慧潔和回應余美明的兩件作品是相對游離的，似乎是刻意要做一些跟九七回歸不相關的東西。
余：其實我沒有特別去拍攝，我生活上已經習慣了，就像寫日記一樣。我沒有很強的意識，關於你所說的游離。我覺得香港人對於政治一向是很冷漠，就如我，每天生活，政治對於我距離很遠，跟我沒有什麼關係。(…)以前的我是一個設計師根本不是藝術家，只是一個藝術的觀眾(…)這十年間我們(和林慧潔)兩人的身份也有所轉變，這次的作品也是想表現這個。
黎：林慧潔和余美明的作品在今次的展覽中是最女性化的(…)，相對陳育強他們一對的作品是最男性化。
Jasper：陳育強的作品其實是「扯白旗」，我會從社會性的角度去看，那種男性的躁動(…)，是一種social commentary。
黎：不如轉到有關劉掬色和Ellen Pau的作品，兩者牽涉到文化身份的問題。
劉：(…)藝術家的身份應該是要示範給其他人看，how to live properly and how to live happier(…)我覺得我是透過藝術，學習如何變成一個better person。(…)
Fischli and Weiss (瑞士的畫家組合)提出了十點，教人how to work better，而因為回歸十年(所以我覺得也可以借用在自己的作品中)，而且這十點是他們總結自己多年的合作和藝術創作的經驗，我想對於任何範圍的人也可以作為參考，to become a better person(…)
這兩個藝術家是一個好好的榜樣，是因為他們不是以藝術為前題，他們是以生活為前題，所以我覺得這十點是值得各個不同的系統去參考，包括爭辯多時香港和中國的政治運作，最高和最低層的領導(…)。
(中略)
曾：很同意掬色說先做人，然後才是作品(…)。我的作品也是從日常生活中來，(…)但也可以從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去閱讀，如我這次的作品就是(個人)與政治和空間的爭辯(…)。我不喜歡在五年十年做回顧，似乎是強逼每一個參加的人都要回顧這特定的十年，這做法我不是很認同。(…)
Jasper：(…)我頗嘗試從展覽的情狀(context)和結構去做對應的作品，題目是對應曾德平從前的作品 “Hello HK”，(…)我的作品同樣加入了很多其他藝術家的作品(…)
黎：梁志和藏文的作品，題目的中文解釋是「不喜歡自己的名字」(…)，我自己很感興趣，因為近年也認識一些香港出生的華人，不喜歡讓人知道自己的中文名字。
梁：(前略)其實近年自己對文字都會有興趣，而鋪天蓋地的(回歸)十週年，是一個容易惹起對政治聯想的時候。西藏文字在大陸的政治是一種禁忌，(…)當處理一種不認識的文字的時候，我就有無限權力去解釋，雖然我將之釋為「我不喜歡自己的名字」，但它本身可能是指支持西藏獨立，所以如何去理解就很有趣。
(中略)
Sara：創作本身就是生活，是一些你會投入一些想法、不用一種慣常的方式去做的東西，不需要規限創作的形式。這次的作品其實是北京一個樓盤設計，但不是一般樓盤會做的事，(…)所以就將之展出。
梁：我對以研究為方向是支持的，但要被邀請的人再邀請一個活躍的藝術家(…)這是一個很強的價值判斷，(…)其實可圈可點，所謂活躍原來有一個客觀的標準，(…)但參加展覽的多少是否就是活躍的表現嗎？(…)我覺得我現在某程度上是拒絕了這個價值的判斷(…)
(中略)
又：回應之前說，在這裡(畫廊空間)攪政治的力量是很單薄。(…)其實《明天日報》希望在大眾媒介發表，是希望七月一日夾著一些主流報紙去派發，(…)我很認同在畫廊空間作品的力量是很不足，最後只有ampost可讓我發表。(…)
另外有機會與梁寶對話，對於自己內心的價值，如何平衡、如何取向，甚至強化自己的價值和定位，這是十分難得和寶貴的。
(中略)
寶：基於佛教的信仰，對於政治有點欲拒還迎，知道有些問題需要去處理，但又很怕去處理，因為很遠離人性。(…)我的行動是在七一遊行中倒後行，是考慮如何透過自己參與的方式去give statement和給自己思考空間。(…)倒後行是禪修的一種方法，因為每一步也很專注，身於當下而不作他想。(…)
另一個問題，如果只以在一些事件的參與，作為對一個人的政治真誠度的測試，甚至一個批判，進而作為你作品的力度，和對那些議題關注的真誠度的測試，這是很危險的。
回應之前，研究員與藝術家的身份之間的衝突，自己近年亦很小心，因怕會濫用了自己在其他方面的參與，用一個道德高地去責怪別人，這是需要不斷自己提醒。(…)
整個展覽的座標無疑是九七(…)九七對於我個人成長是一個分水嶺，但2007則不是(…)。這是很基本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的問題，即如何設定時間的框架。對於政治來說，這十年可能很重要，但經濟、文化等則未必是這樣發生。對於視藝來說，或許有一些更決定性的時刻，例如香港首次參加威尼斯雙年展，或者伙炭等的工業區藝術村的形成，對於藝術家生存狀態、創作方式、思考問題的範圍等，影響可能更關鍵。
第二，在Selina的文中，提到「隱私性」的說法，這在九七前和最近的四五年重提，處境(context)有什麼分別？(…)九七已定性為一個政治的議題，說九七而不談政治是一個最徹底的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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