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回歸前後話》是個回顧式的展覽，為的是要展示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正式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屬下的特別行政區之後，十年以來本地藝術呈現的狀況及前後的變化。但是因為展品大都是全新製作的 ─ 起碼不是十年之前完成的 ─ 此項回顧基本上只屬於藝術家們個人的反思的表達，而觀眾則要憑著自己的知識或記憶來閱讀臆測。
我首先觀察到的是中國正統的藝術 ─ 無論是書畫印、傳統派、嶺南派、宮廷派、文人派等的美學風格與精神 ─ 都沒有在今趟的展覽裡露臉。這在一個檢視回歸中國十周年的香港當代藝術的展覽中呈示，而且肯定不是蓄意製造的現象，實在發人深省。展覽場裡只有胡美儀的《牆倒房不塌》和回應她的又一山人的《彈線》以中國建築的基礎與技術來探索傳統中華文化的崩壞、不倒與保育，但是由於沒有足夠的作品說明，我很懷疑有多少觀眾能夠感受得到。以當代中國建築為起點的作品，還有黃志恆的《北緯四十度》，情懷卻是不很傳統的了。
其次，《10年回歸前後話》既然以政權轉移為標題，觀眾與評論人特別注意藝術家們的政治取態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事。結果在二十四個展品之中，直接碰觸中港關係或當前香港政治社會情況的只在少數，足見本地藝術家們普遍並不願意表達他們對當前政治的看法。至於那少數牽涉到政治課題的作品，立場由曖昧(李可穎)、模稜 (蘇慶強、曾德平)，至抗拒(甘志強、劉建華、梁寶山)的佔大多數。熱烈慶祝的則一件都沒有，難怪中央官員有香港人心仍未回歸的言論。另外有些作品，似乎隱約地對當前香港的政治環境有所指涉(陳育強、謝炎安、文晶瑩、梁展峰、李寶怡等)，它們的姿勢就更為含蓄了。
第三，藝術家們似乎並不熱衷與廣大觀眾溝通。即使是資歷較深的觀者，都不很容易由作品的物質、材料、符徵，以至題目方面推敲得到訊息或意圖，或者為它們的視覺形式所吸引。展覽簡介刊物循例列出藝術家們的學歷和展績等資料，對解讀作品完全沒有幫助。艱深化的文藝生產策略，無疑令人憶起俄羅斯形式主義文學理論家斯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在《藝術是為技巧》(1917)一文的主張；這裡我暫不討論他的對錯，只是覺得艱深化的藝術風格令藝術欣賞難以推廣開去至較大的社群，而這卻偏偏是目前香港藝術發展最為迫切的課題。
除了回顧香港特區成立十周年的藝術情況之外，《10年回歸前後話》邀請參展的藝術家名單，也可以討論一下。展覽簡介說，策展單位先邀請得十二位根據統計是一九九七年前後最活躍的香港藝術家參加計劃，再由他們每人邀約一位「當今活躍的藝術家」就「九七」這題目作對話，最終全數二十三人共同參與今次展覽。
從最後的參展者名單看來，他們全部都是華人；而依照呂大樂的新書《四代香港人》的分類方法，大抵均屬於通稱「戰後嬰兒」(生於1946年至1965年之間)與「三十世代」(1966年至1975年之間出生)的兩代人。《四代香港人》提出香港現存有四代人，各有一些斷代的特質。觀乎今趟展覽，劉掬色的「十個勸諭」的普世性人文主義追求，也許可以說是屬於「戰後嬰兒」世代的意念，而文晶瑩的「蛋糕」呈現的個人親密感覺，代表了「三十世代」的某種趨勢。但我以為也僅是如此而已，再說下去的話，就會見得勉強。反而在部份的組合之中，我看到了兩代的承傳：例如蘇慶強和他邀約的李可穎，展示著好像是在同一道階梯上兩級顏色有別的記憶；而陳育強和他邀約的謝炎安，都徵用了男性中心社會的陽具符號。
老實說，《四代香港人》對我最大的啟示，是作者將第二次大戰前出生的前輩，不管是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出生的，一律都劃作香港的第一代人。這令我想到，也許從戰後嬰兒到1980年前後在香港出生或成長、特別是經歷感受過六四事件的，也可以統稱為香港特區的第一代人。這批人雖然在年齡、性別、種族、宗教、階級、知識等上有著各種明顯的差別，但說到底不一定也可能同時擁有著某些共同的意識和美學。
也許在十年或更久之後，有人把《10年回歸前後話》的展品重提出來看，甚至跟特區第二代的藝術將相比較。那時我們這一代的藝術風格大概會更為清楚地浮現，我們的好處與缺失也可以較為容易分辨與評定。
2007年10月17日星期三
回歸十年前後話的對話研討會
整理: 湯映彤
S：(Selina) W：(魂遊) 黎：(黎健強)(主持) Y：(楊楊) 曾：(曾德平)
1：(觀眾1) 晶：(文晶瑩) 余：(余美明) J：(Jeff) Jasper：(劉建華)
劉：(劉掬色) 梁：(梁志和) Sara：(黃志恆) 又：(又一山人) 寶：(梁寶山)
(前略)
S：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計劃，去創造一個平台(…)，從中讓藝術家可以回顧自己過去十年的創作經驗。而除了回顧之外，我們亦希望在過程當中可以引發一些批判的論述。
W：(…)九七是一個很重要的時刻，我想沒有太多人會反對。而九七的藝術至今，香港在文化上也一直轉變，而藝術上又有些什麼轉變？所以就想可否進行一個計劃去收集和整理相關的文獻，一開始就是這樣出發。(…)希望透過對話，看這所謂兩代的藝術家，(…)包括他們自己的創作方法、創作模式，和他們對於香港藝術、文化，在不同的時代有什麼分別。
黎：這次的展覽策展的模式和整個展覽的概念，簡單地說，展覽是根據魂遊所做的一些資料研究的統計，然後邀請了一批九七前後，最活躍，最多展覽活動的藝術家來參加今次的展覽，到最後有十二位接受了這個邀請。然後再由這十二位的藝術家，每人再邀請多一位(年輕)的藝術家參加(…)，作為一個對話的形式。
我自己對於這個形式，一是覺得有點量化，但似乎亦在所難免；(…)二是，十年後的藝術家，是否同樣應該做近這兩年，如05、06，藝術家參與展覽的統計，然後作出邀請？
(中略)
W：其實一開始想是從歷史出發去做，所以就想不如讓當年身處這個歷史洪流的九七藝術家，由他們去邀請一個他們想與之對話的藝術家，去做一個對話。這樣可以令到當年處身於歷史的旋渦中的人有機會，有一個距離去看當年自己所做的、或者這十年裡自己的轉變，這是一個出發點。(…)現在05、06我也做了一個很初步的統計，可以做一個大概的比較。
(中略)
Y：其實你們邀請的藝術家，跟他們再邀請的藝術家，你們怎樣看當中的關係？(…)是傳承？是一種回應？是爭吵？還是什麼？
W：我想是很複雜的，(…)可以看到很多，一來是藝術家自己選擇什麼人跟自己對話，會看到他們關注不同的東西。(…)做完這許多個的訪問，即時的感覺是(…)，之前九七的時候可能很熾熱，想做很多東西，但現在反而大家好像也比較平常心(…)
(中略)
黎：在七月一日前後，除了這裡有一個展覽之外，亦有另外一個展覽，就在隔鄰的藝術公社，都是回應(回歸這個政治狀態)。但我們可看到藝術公社(的展覽)，直接提到狹義的政治，相對是較多。而我們今天這個展覽，似乎不是太多作品是直接介入所謂政治的層面。(…)
曾：我始終是覺得政治在畫廊內說，只是浪費力氣。(後略)
在畫廊裡面，只適宜攪所謂藝術圈裡面的所謂政治，即外面世界的政治是兩回事。(…)那所以，如果真的要在畫廊裡說故事，我提議就真的說有關藝術圈的故事，整個權力關係的那些政治。所以有關蘇慶強和他的學生，(…)其實本來已經有一種政治的關係，我們可以討論深一點。
黎：為什麼屬於一個政治的關係？
曾：因為這是權力，例如我叫我的學生做事，他們十居共九其實都不願意，但又不便推辭，你會帶他出去做點事，有些曝光率，而且他又覺得學到些東西，這些對於我來說都是政治關係。
另外一個問題是，在外面的世界的政治，(…)其實不是一個藝術家單靠你的創意思維可以面對得來，這是我從參與天星得來的經驗。
1：(…)不應該這樣劃分，而這關乎什麼是政治，我覺得什麼也可以是政治。
(中略)
晶：(有報道)說我的作品比97年的時候少了點「火」(對於社會政治議題的熱切)，(…)現在的作品是(…)談談情，好像少了點「火」。但我覺得這是我自己藝術上的表達方法的一些轉變，可能變得不太直接，但我覺得其實內裡的東西也沒有變，仍是一些對生活的觀察，然後自己有一些看法，再表現出來。(…)
J：(前略)我們這一代是介乎於政治冷感，到去政治化之間(…)，但又不代表我們沒有任何回應，如可見年青一輩在天星事件的行動。(…)而我自己就不直接用一些政治的詞彙，而用了談戀愛，因為我覺得政治裡，兩個單位之間的拉力，跟談戀愛很相似，相生相剋，但又唇亡齒寒，然後跟晶瑩討論就決定選一些純粹相於戀愛的字句。因為我覺得這個展覽，(…)觀眾也一定會自動投放一些(政治的)聯想，所以我就想輕鬆一點(…)
另外一個是，我自己近年也傾向爭取每一個機會去做一些策動性的活動，我不知這是否「反策展」、或sub-curate，其實是想對策展這個議題有一個延伸、或者對話。我很策略性地邀請一個香港藝術家，但他已經在外國居留，因為我覺得我們每次談到香港回歸，這個「香港」就只是一個地域上的區分，但對於另一類的香港藝術家就永遠無法被包容在內。而我找來這個藝術家，他有一些作品我覺得有相關的地方。(…)
但香港跟外國不同的是，比較多是藝術家去做策展人。客觀的因素可能是因為沒有太多人會去專心做策展。(…)而由藝術家去策展有一個特色就是，藝術家通常會刻意去淡化策展這個框架(…)。但其實這裡的潛台詞是，大家不想去處理或者面對策展人和藝術家之間的權力關係，所以我就取一個介乎藝術家做創作和「二判」的策展之間。
曾：其實Jeff這種就正正是我剛才所說在藝術圈之內，對應內部的權力關係的一種做法。他對這些問題很敏感(…)。我自己的作品也有這個aspect，這十多個黑色的箱，內裡有很多其他藝術家的作品，但我的做法就不會刻意去問(…)只是繞一個彎去避開那種權力關係，去說自己的事。
(中略)
J：(…)當藝術家做策展人的時候，如在這些討論會上，那些藝術家兼策展人總會淡化自己的角色和理念，(…)到底這種開放的態度是否真正開放，或者有其他含義？我會質疑的是，如果你有一些想法要去策動一個展覽，為什麼要怕表明自己的態度？
(中略)
晶：我嘗試用一個較簡單的說法，把問題說清楚一點。Jeff作一個sub-curate邀請了Bovey，而他之前亦有問Selina和魂遊可否把Bovey的名字加入藝術家名單之內，但就被拒絕了。(…)這就可以見到當中的權力關係。
S：一開始的時候，我會覺得我(與藝術家的關係)是合作者，一同去achieve某些事情(…)我收到Jeff的電郵的時候很怒，我想我有一定的底線(…)，其實我在是次展覽中，策展人和策展人之間的權力難處理，多於和藝術家之間。
W：(…)這個展覽是希望透過一個複雜的機制(…)去選擇藝術家，嘗試避免只是由我們兩個人的想像出發(所謂的活躍度)，然後找一些相熟的藝術家，這是我們關於策展的想法。Jeff剛才的例子，(…)我們曾經以策展人的身份拒絕了一些藝術家朋友，如果之後又可以隨意增加，似乎不太公平(…)
Jasper：我覺得我們現在可以討論策展裡的政治已經是一種進步，對比我所聽聞十年前何慶基時代的策展，現在是一種進步。
(中略)
黎：Bovey的作品其實也很配合這個展覽，反而林慧潔和回應余美明的兩件作品是相對游離的，似乎是刻意要做一些跟九七回歸不相關的東西。
余：其實我沒有特別去拍攝，我生活上已經習慣了，就像寫日記一樣。我沒有很強的意識，關於你所說的游離。我覺得香港人對於政治一向是很冷漠，就如我，每天生活，政治對於我距離很遠，跟我沒有什麼關係。(…)以前的我是一個設計師根本不是藝術家，只是一個藝術的觀眾(…)這十年間我們(和林慧潔)兩人的身份也有所轉變，這次的作品也是想表現這個。
黎：林慧潔和余美明的作品在今次的展覽中是最女性化的(…)，相對陳育強他們一對的作品是最男性化。
Jasper：陳育強的作品其實是「扯白旗」，我會從社會性的角度去看，那種男性的躁動(…)，是一種social commentary。
黎：不如轉到有關劉掬色和Ellen Pau的作品，兩者牽涉到文化身份的問題。
劉：(…)藝術家的身份應該是要示範給其他人看，how to live properly and how to live happier(…)我覺得我是透過藝術，學習如何變成一個better person。(…)
Fischli and Weiss (瑞士的畫家組合)提出了十點，教人how to work better，而因為回歸十年(所以我覺得也可以借用在自己的作品中)，而且這十點是他們總結自己多年的合作和藝術創作的經驗，我想對於任何範圍的人也可以作為參考，to become a better person(…)
這兩個藝術家是一個好好的榜樣，是因為他們不是以藝術為前題，他們是以生活為前題，所以我覺得這十點是值得各個不同的系統去參考，包括爭辯多時香港和中國的政治運作，最高和最低層的領導(…)。
(中略)
曾：很同意掬色說先做人，然後才是作品(…)。我的作品也是從日常生活中來，(…)但也可以從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去閱讀，如我這次的作品就是(個人)與政治和空間的爭辯(…)。我不喜歡在五年十年做回顧，似乎是強逼每一個參加的人都要回顧這特定的十年，這做法我不是很認同。(…)
Jasper：(…)我頗嘗試從展覽的情狀(context)和結構去做對應的作品，題目是對應曾德平從前的作品 “Hello HK”，(…)我的作品同樣加入了很多其他藝術家的作品(…)
黎：梁志和藏文的作品，題目的中文解釋是「不喜歡自己的名字」(…)，我自己很感興趣，因為近年也認識一些香港出生的華人，不喜歡讓人知道自己的中文名字。
梁：(前略)其實近年自己對文字都會有興趣，而鋪天蓋地的(回歸)十週年，是一個容易惹起對政治聯想的時候。西藏文字在大陸的政治是一種禁忌，(…)當處理一種不認識的文字的時候，我就有無限權力去解釋，雖然我將之釋為「我不喜歡自己的名字」，但它本身可能是指支持西藏獨立，所以如何去理解就很有趣。
(中略)
Sara：創作本身就是生活，是一些你會投入一些想法、不用一種慣常的方式去做的東西，不需要規限創作的形式。這次的作品其實是北京一個樓盤設計，但不是一般樓盤會做的事，(…)所以就將之展出。
梁：我對以研究為方向是支持的，但要被邀請的人再邀請一個活躍的藝術家(…)這是一個很強的價值判斷，(…)其實可圈可點，所謂活躍原來有一個客觀的標準，(…)但參加展覽的多少是否就是活躍的表現嗎？(…)我覺得我現在某程度上是拒絕了這個價值的判斷(…)
(中略)
又：回應之前說，在這裡(畫廊空間)攪政治的力量是很單薄。(…)其實《明天日報》希望在大眾媒介發表，是希望七月一日夾著一些主流報紙去派發，(…)我很認同在畫廊空間作品的力量是很不足，最後只有ampost可讓我發表。(…)
另外有機會與梁寶對話，對於自己內心的價值，如何平衡、如何取向，甚至強化自己的價值和定位，這是十分難得和寶貴的。
(中略)
寶：基於佛教的信仰，對於政治有點欲拒還迎，知道有些問題需要去處理，但又很怕去處理，因為很遠離人性。(…)我的行動是在七一遊行中倒後行，是考慮如何透過自己參與的方式去give statement和給自己思考空間。(…)倒後行是禪修的一種方法，因為每一步也很專注，身於當下而不作他想。(…)
另一個問題，如果只以在一些事件的參與，作為對一個人的政治真誠度的測試，甚至一個批判，進而作為你作品的力度，和對那些議題關注的真誠度的測試，這是很危險的。
回應之前，研究員與藝術家的身份之間的衝突，自己近年亦很小心，因怕會濫用了自己在其他方面的參與，用一個道德高地去責怪別人，這是需要不斷自己提醒。(…)
整個展覽的座標無疑是九七(…)九七對於我個人成長是一個分水嶺，但2007則不是(…)。這是很基本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的問題，即如何設定時間的框架。對於政治來說，這十年可能很重要，但經濟、文化等則未必是這樣發生。對於視藝來說，或許有一些更決定性的時刻，例如香港首次參加威尼斯雙年展，或者伙炭等的工業區藝術村的形成，對於藝術家生存狀態、創作方式、思考問題的範圍等，影響可能更關鍵。
第二，在Selina的文中，提到「隱私性」的說法，這在九七前和最近的四五年重提，處境(context)有什麼分別？(…)九七已定性為一個政治的議題，說九七而不談政治是一個最徹底的顛覆。
S：(Selina) W：(魂遊) 黎：(黎健強)(主持) Y：(楊楊) 曾：(曾德平)
1：(觀眾1) 晶：(文晶瑩) 余：(余美明) J：(Jeff) Jasper：(劉建華)
劉：(劉掬色) 梁：(梁志和) Sara：(黃志恆) 又：(又一山人) 寶：(梁寶山)
(前略)
S：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計劃，去創造一個平台(…)，從中讓藝術家可以回顧自己過去十年的創作經驗。而除了回顧之外，我們亦希望在過程當中可以引發一些批判的論述。
W：(…)九七是一個很重要的時刻，我想沒有太多人會反對。而九七的藝術至今，香港在文化上也一直轉變，而藝術上又有些什麼轉變？所以就想可否進行一個計劃去收集和整理相關的文獻，一開始就是這樣出發。(…)希望透過對話，看這所謂兩代的藝術家，(…)包括他們自己的創作方法、創作模式，和他們對於香港藝術、文化，在不同的時代有什麼分別。
黎：這次的展覽策展的模式和整個展覽的概念，簡單地說，展覽是根據魂遊所做的一些資料研究的統計，然後邀請了一批九七前後，最活躍，最多展覽活動的藝術家來參加今次的展覽，到最後有十二位接受了這個邀請。然後再由這十二位的藝術家，每人再邀請多一位(年輕)的藝術家參加(…)，作為一個對話的形式。
我自己對於這個形式，一是覺得有點量化，但似乎亦在所難免；(…)二是，十年後的藝術家，是否同樣應該做近這兩年，如05、06，藝術家參與展覽的統計，然後作出邀請？
(中略)
W：其實一開始想是從歷史出發去做，所以就想不如讓當年身處這個歷史洪流的九七藝術家，由他們去邀請一個他們想與之對話的藝術家，去做一個對話。這樣可以令到當年處身於歷史的旋渦中的人有機會，有一個距離去看當年自己所做的、或者這十年裡自己的轉變，這是一個出發點。(…)現在05、06我也做了一個很初步的統計，可以做一個大概的比較。
(中略)
Y：其實你們邀請的藝術家，跟他們再邀請的藝術家，你們怎樣看當中的關係？(…)是傳承？是一種回應？是爭吵？還是什麼？
W：我想是很複雜的，(…)可以看到很多，一來是藝術家自己選擇什麼人跟自己對話，會看到他們關注不同的東西。(…)做完這許多個的訪問，即時的感覺是(…)，之前九七的時候可能很熾熱，想做很多東西，但現在反而大家好像也比較平常心(…)
(中略)
黎：在七月一日前後，除了這裡有一個展覽之外，亦有另外一個展覽，就在隔鄰的藝術公社，都是回應(回歸這個政治狀態)。但我們可看到藝術公社(的展覽)，直接提到狹義的政治，相對是較多。而我們今天這個展覽，似乎不是太多作品是直接介入所謂政治的層面。(…)
曾：我始終是覺得政治在畫廊內說，只是浪費力氣。(後略)
在畫廊裡面，只適宜攪所謂藝術圈裡面的所謂政治，即外面世界的政治是兩回事。(…)那所以，如果真的要在畫廊裡說故事，我提議就真的說有關藝術圈的故事，整個權力關係的那些政治。所以有關蘇慶強和他的學生，(…)其實本來已經有一種政治的關係，我們可以討論深一點。
黎：為什麼屬於一個政治的關係？
曾：因為這是權力，例如我叫我的學生做事，他們十居共九其實都不願意，但又不便推辭，你會帶他出去做點事，有些曝光率，而且他又覺得學到些東西，這些對於我來說都是政治關係。
另外一個問題是，在外面的世界的政治，(…)其實不是一個藝術家單靠你的創意思維可以面對得來，這是我從參與天星得來的經驗。
1：(…)不應該這樣劃分，而這關乎什麼是政治，我覺得什麼也可以是政治。
(中略)
晶：(有報道)說我的作品比97年的時候少了點「火」(對於社會政治議題的熱切)，(…)現在的作品是(…)談談情，好像少了點「火」。但我覺得這是我自己藝術上的表達方法的一些轉變，可能變得不太直接，但我覺得其實內裡的東西也沒有變，仍是一些對生活的觀察，然後自己有一些看法，再表現出來。(…)
J：(前略)我們這一代是介乎於政治冷感，到去政治化之間(…)，但又不代表我們沒有任何回應，如可見年青一輩在天星事件的行動。(…)而我自己就不直接用一些政治的詞彙，而用了談戀愛，因為我覺得政治裡，兩個單位之間的拉力，跟談戀愛很相似，相生相剋，但又唇亡齒寒，然後跟晶瑩討論就決定選一些純粹相於戀愛的字句。因為我覺得這個展覽，(…)觀眾也一定會自動投放一些(政治的)聯想，所以我就想輕鬆一點(…)
另外一個是，我自己近年也傾向爭取每一個機會去做一些策動性的活動，我不知這是否「反策展」、或sub-curate，其實是想對策展這個議題有一個延伸、或者對話。我很策略性地邀請一個香港藝術家，但他已經在外國居留，因為我覺得我們每次談到香港回歸，這個「香港」就只是一個地域上的區分，但對於另一類的香港藝術家就永遠無法被包容在內。而我找來這個藝術家，他有一些作品我覺得有相關的地方。(…)
但香港跟外國不同的是，比較多是藝術家去做策展人。客觀的因素可能是因為沒有太多人會去專心做策展。(…)而由藝術家去策展有一個特色就是，藝術家通常會刻意去淡化策展這個框架(…)。但其實這裡的潛台詞是，大家不想去處理或者面對策展人和藝術家之間的權力關係，所以我就取一個介乎藝術家做創作和「二判」的策展之間。
曾：其實Jeff這種就正正是我剛才所說在藝術圈之內，對應內部的權力關係的一種做法。他對這些問題很敏感(…)。我自己的作品也有這個aspect，這十多個黑色的箱，內裡有很多其他藝術家的作品，但我的做法就不會刻意去問(…)只是繞一個彎去避開那種權力關係，去說自己的事。
(中略)
J：(…)當藝術家做策展人的時候，如在這些討論會上，那些藝術家兼策展人總會淡化自己的角色和理念，(…)到底這種開放的態度是否真正開放，或者有其他含義？我會質疑的是，如果你有一些想法要去策動一個展覽，為什麼要怕表明自己的態度？
(中略)
晶：我嘗試用一個較簡單的說法，把問題說清楚一點。Jeff作一個sub-curate邀請了Bovey，而他之前亦有問Selina和魂遊可否把Bovey的名字加入藝術家名單之內，但就被拒絕了。(…)這就可以見到當中的權力關係。
S：一開始的時候，我會覺得我(與藝術家的關係)是合作者，一同去achieve某些事情(…)我收到Jeff的電郵的時候很怒，我想我有一定的底線(…)，其實我在是次展覽中，策展人和策展人之間的權力難處理，多於和藝術家之間。
W：(…)這個展覽是希望透過一個複雜的機制(…)去選擇藝術家，嘗試避免只是由我們兩個人的想像出發(所謂的活躍度)，然後找一些相熟的藝術家，這是我們關於策展的想法。Jeff剛才的例子，(…)我們曾經以策展人的身份拒絕了一些藝術家朋友，如果之後又可以隨意增加，似乎不太公平(…)
Jasper：我覺得我們現在可以討論策展裡的政治已經是一種進步，對比我所聽聞十年前何慶基時代的策展，現在是一種進步。
(中略)
黎：Bovey的作品其實也很配合這個展覽，反而林慧潔和回應余美明的兩件作品是相對游離的，似乎是刻意要做一些跟九七回歸不相關的東西。
余：其實我沒有特別去拍攝，我生活上已經習慣了，就像寫日記一樣。我沒有很強的意識，關於你所說的游離。我覺得香港人對於政治一向是很冷漠，就如我，每天生活，政治對於我距離很遠，跟我沒有什麼關係。(…)以前的我是一個設計師根本不是藝術家，只是一個藝術的觀眾(…)這十年間我們(和林慧潔)兩人的身份也有所轉變，這次的作品也是想表現這個。
黎：林慧潔和余美明的作品在今次的展覽中是最女性化的(…)，相對陳育強他們一對的作品是最男性化。
Jasper：陳育強的作品其實是「扯白旗」，我會從社會性的角度去看，那種男性的躁動(…)，是一種social commentary。
黎：不如轉到有關劉掬色和Ellen Pau的作品，兩者牽涉到文化身份的問題。
劉：(…)藝術家的身份應該是要示範給其他人看，how to live properly and how to live happier(…)我覺得我是透過藝術，學習如何變成一個better person。(…)
Fischli and Weiss (瑞士的畫家組合)提出了十點，教人how to work better，而因為回歸十年(所以我覺得也可以借用在自己的作品中)，而且這十點是他們總結自己多年的合作和藝術創作的經驗，我想對於任何範圍的人也可以作為參考，to become a better person(…)
這兩個藝術家是一個好好的榜樣，是因為他們不是以藝術為前題，他們是以生活為前題，所以我覺得這十點是值得各個不同的系統去參考，包括爭辯多時香港和中國的政治運作，最高和最低層的領導(…)。
(中略)
曾：很同意掬色說先做人，然後才是作品(…)。我的作品也是從日常生活中來，(…)但也可以從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去閱讀，如我這次的作品就是(個人)與政治和空間的爭辯(…)。我不喜歡在五年十年做回顧，似乎是強逼每一個參加的人都要回顧這特定的十年，這做法我不是很認同。(…)
Jasper：(…)我頗嘗試從展覽的情狀(context)和結構去做對應的作品，題目是對應曾德平從前的作品 “Hello HK”，(…)我的作品同樣加入了很多其他藝術家的作品(…)
黎：梁志和藏文的作品，題目的中文解釋是「不喜歡自己的名字」(…)，我自己很感興趣，因為近年也認識一些香港出生的華人，不喜歡讓人知道自己的中文名字。
梁：(前略)其實近年自己對文字都會有興趣，而鋪天蓋地的(回歸)十週年，是一個容易惹起對政治聯想的時候。西藏文字在大陸的政治是一種禁忌，(…)當處理一種不認識的文字的時候，我就有無限權力去解釋，雖然我將之釋為「我不喜歡自己的名字」，但它本身可能是指支持西藏獨立，所以如何去理解就很有趣。
(中略)
Sara：創作本身就是生活，是一些你會投入一些想法、不用一種慣常的方式去做的東西，不需要規限創作的形式。這次的作品其實是北京一個樓盤設計，但不是一般樓盤會做的事，(…)所以就將之展出。
梁：我對以研究為方向是支持的，但要被邀請的人再邀請一個活躍的藝術家(…)這是一個很強的價值判斷，(…)其實可圈可點，所謂活躍原來有一個客觀的標準，(…)但參加展覽的多少是否就是活躍的表現嗎？(…)我覺得我現在某程度上是拒絕了這個價值的判斷(…)
(中略)
又：回應之前說，在這裡(畫廊空間)攪政治的力量是很單薄。(…)其實《明天日報》希望在大眾媒介發表，是希望七月一日夾著一些主流報紙去派發，(…)我很認同在畫廊空間作品的力量是很不足，最後只有ampost可讓我發表。(…)
另外有機會與梁寶對話，對於自己內心的價值，如何平衡、如何取向，甚至強化自己的價值和定位，這是十分難得和寶貴的。
(中略)
寶：基於佛教的信仰，對於政治有點欲拒還迎，知道有些問題需要去處理，但又很怕去處理，因為很遠離人性。(…)我的行動是在七一遊行中倒後行，是考慮如何透過自己參與的方式去give statement和給自己思考空間。(…)倒後行是禪修的一種方法，因為每一步也很專注，身於當下而不作他想。(…)
另一個問題，如果只以在一些事件的參與，作為對一個人的政治真誠度的測試，甚至一個批判，進而作為你作品的力度，和對那些議題關注的真誠度的測試，這是很危險的。
回應之前，研究員與藝術家的身份之間的衝突，自己近年亦很小心，因怕會濫用了自己在其他方面的參與，用一個道德高地去責怪別人，這是需要不斷自己提醒。(…)
整個展覽的座標無疑是九七(…)九七對於我個人成長是一個分水嶺，但2007則不是(…)。這是很基本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的問題，即如何設定時間的框架。對於政治來說，這十年可能很重要，但經濟、文化等則未必是這樣發生。對於視藝來說，或許有一些更決定性的時刻，例如香港首次參加威尼斯雙年展，或者伙炭等的工業區藝術村的形成，對於藝術家生存狀態、創作方式、思考問題的範圍等，影響可能更關鍵。
第二，在Selina的文中，提到「隱私性」的說法，這在九七前和最近的四五年重提，處境(context)有什麼分別？(…)九七已定性為一個政治的議題，說九七而不談政治是一個最徹底的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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